因代码事前做出了成员之间合作的详细规定，智能合约可以以更确定的方式构建组织。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这时候起着控制层的作用。智能合约代替了事前治理，各方将减少在监督和执行方面的投入。由于各方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可能性较小，基于区块链的治理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增加组织内部的信任。

　　如果具备DAO功能的软件发挥预期的功能，那么创建的复杂性和成本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尝试这些新的组织形式，各种专业的（经过审查的）智能合同可能会出现；而DAO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协调越来越多的市场和非市场活动。

　　如果创建和部署DAO的成本降低，DAO（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协调越来越多人的操作。这并不奇怪。正如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所认知的那样，技术进步“如电话和电报，它们倾向于从空间上降低组织的成本、增加公司的规模”，特别是“技术引领管理的变革”下。目前主导经济格局的中央集权和等级制组织最终可能让位于DAO，而DAO主要由具有共同目标的松散成员组成，由智能合约进行协调。

　　美国法律之下的DAO的合法问题

　　如若DAO获得广泛应用，则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法律挑战和限制。

　　A.分布式治理的风险——需要团队共识成本，激励成员参与意愿

　　传统上，对商业组织的治理是通过“董事会”进行的，而公司的管理文件、相关附带协议，以及交易所的上市标准都是由法律规定的。而目前DAO组织实际只是将治理存储在了智能合约上。链上治理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对现有组织形式的渐进式改进，针对特定功能采用区块链技术。它更是带来了DAO，它将区块链技术和智能合约作为其主要或唯一的治理来源。

　　从公司法的角度来看，基于区块链的治理的出现意义重大。智能合约有望清除横亘在个性化治理前的障碍。链上投票机制使更多的人参与决策成为可能，至少比麻烦且昂贵地收集和核实选票系统好。基于智能合约的投票协议使得一些企业能够在股东之间实行个性化的决策权分配。

　　即使避免中心化管理者专权，DAO仍然必须应对与治理相关的挑战。而且，鉴于DAO尚处于起步阶段，DAO的最优治理结构的形态还远未确定。智能合约可以提供一定的运营效率，但不能减少其社会和政治层面。人类并非完全理性，也并非无所不知，这些限制了DAO成员的治理能力。

　　这些风险在参与式DAO中显得尤为突出。即使智能合约简化了决策程序，达成团队共识的成本仍然存在，这反过来可能会挫伤参与式DAO的行动能力。虽然区块链技术可以加速民主进程并削减其成本，但通过分布式共识进行直接投票可能很难实现，因为它需要人们持续不断地参与和关注组织的活动。对许多人来说，为做出明智决定而收集信息可能过于耗时和复杂。因此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DAO与等级更高的组织相比是否效率相当？持续的投票所造成的社会摩擦最终可能会限制组织产生社会和经济收益的能力。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