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场新型“货币战争”则是电子支付对法定现金的挑战。近年来，支付宝、微信支付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的使用率持续激增，“无现金社会”“无现金城市”等词语在媒体上频频出现，甚至成为一些第三方支付机构推广业务的宣传口号。与之密切相关的是，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货币在货币总量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自2003年以来，我国基础货币与M2的比率下降了5%，印度下降了7%，欧元区则下降了3%。其中部分原因就是央行货币（尤其是现金）在流通领域被技术更先进的电子支付方式替代。

或许，我们应该正面看待和解读这场“新型货币战争”。因为它整体上推动了支付效率的提高、金融的普惠以及社会福利的上升。Libra白皮书指出：“Libra的使命是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现在看，其宏大使命未必一定成功，但对于这样的愿景，我们应该积极应对，至少在技术方面抑或在模式方面，它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参考和选项，有益于社会的进步。对于法定货币而言，私人支付工具“去现金化”口号，以及“去中心化”数字货币的兴起，更像是闹钟，唤醒中央银行应重视法币价值稳定，唤醒中央银行不能忽视数字加密货币这一难以回避的技术浪潮，唤醒中央银行应重视央行货币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创新。

这一唤醒作用已开始显现。以我国为例，早在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启动法定数字货币研究，论证其可行性；2015年，持续充实力量展开九大专题的研究；2016年，组建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笔者躬逢其时。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基于我国“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开发了准生产级的法定数字货币原型系统。2016年之后，各国中央银行也开始行动起来，开展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央行加密货币实验，比如，加拿大的Jasper项目、新加坡的Ubin项目、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Stella项目、泰国的Inthanon项目，还有我国香港的LionRock项目等。这是一条全新的赛道，参加者有私人部门，有公共部门，有主权国家，有国际组织，有金融机构，有科技公司，有产业联盟，有极客，有经济学人……总体看，这场“新型货币战争”才刚刚开始。

二、从私人数字货币到央行数字货币：关联与区别

比特币不是最早的数字货币，最早的数字货币理论由戴维·乔姆（David Chaum）于1983年提出，这种名为E-Cash的电子货币系统基于传统的“银行-个人-商家”三方模式，具备匿名性、不可追踪性。但比特币是最具有影响力的数字货币。它发端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货币“非国家化”思潮，是一种不以主权国家信用为价值支撑的去中心化可编程货币。基于数字钱包、分布式共享账本和共识机制的比特币创新设计使数字货币技术实现了新的飞跃，由原来的三方模式变成像实物货币一样点对点的双方交易模式。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