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数字货币”的“私”有、“官”有和“公”有。自2008年比特币诞生以来，数字货币的十余年演变，数字货币业已经形成了“私”有、“官”有和“公”有三种形态。民间的各类数字货币，都是“私”有的，而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都是“官”有的，还有一些机构和社会企业所发行的数字货币，具有明显的“公”有特征。

货币价值基础之比较

宋代纸币的信用基础。宋代纸币，从交子到会子，具有连续性特征，并没有因为政治变迁而发生中断。宋代货币经济出现不同纸币长时间并存的局面。纸币在宋代货币体系中，很可能处于主导地位，其作用高于铜钱和其他金属货币的地位。或者说，纵观宋代的货币体系，并非是以铜钱和金属货币作为主体，而是以国家背书的纸币作为主体。到了南宋后期，纸币本身相当“多元化”，除了会子、钱引、淮交、湖会之外，还有关外银会子、关外铁会子等。

宋代货币史，本质上就是宋代纸币的演变史。宋代纸币经历了一个从不是完全的“信用货币”到成为完全“信用货币”的转变。在北宋的交子时代，政府还是相当重视其金属货币的筹备支持的，或者以金属货币作为准备金大概是在28%-29%之间。但是，自北宋末期开始，并延续到南宋，不乏学者与官员认识到纸币信用不再需要准备金，纸币获得法偿地位，故可以脱离准备金流通，即所谓的“法即流通，民以为便”。

在宋代的信用货币制度下，政府通过不断扩张国家信用货币，持续填补金属货币长期供给不足，支持实体经济，形成了有意识的货币化和商业革命互动的局面。在北宋和南宋的大部分时间，政府基本实现了在避免通货紧缩和控制通货膨胀之间的平衡。南宋中后期，政府实施“称提之术”，将贵金属、铜钱、告牒以及有价值的实物与纸币价值挂钩，推动超发纸币回收，缓和纸币大面积贬值的压力。这是相当现代化的金融手段。

总体而言，宋代在货币经济方面，政府存在强烈的放弃支持纸币的金属储备、将纸本的价值完全置于国家信用的基础之上的意识，相信纸币获得法偿地位，可以实现脱离准备金而流通，开启人类历史的信用货币制度的先河。

不论北宋还是南宋，也没有因此陷入经济体制解体和所谓“恶性”通货膨胀而不能自拔的境地。北宋亡于靖康二年对金国战争的失败，至于南宋则亡于与蒙元战争的失败。只是，南宋与蒙元战争旷日持久，约40年之久，触发了经济危机、财政危机、货币危机，并且与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叠加，最终覆灭。将南宋灭亡归结为恶性通货膨胀其实是“缘木求鱼”，与真实历史并不符。

还需要重新评估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地位。北宋因为常年对外战争，爆发了11世纪中叶的财政危机，这是王安石变法的直接历史背景。王安石变法所推行的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等，都旨在增加国家的货币形态的财政收入。例如青苗法，是通过建立政府主导的乡村贷款制度，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募役法，是通过民户按户货币形态分摊，建立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的制度；市易法，是通过政府的市场基金，稳定市场价格，商贩以财产作抵押，获得政府贷款。这些改革的核心特征是：诉诸货币和金融手段，特别是国家主导的贷款利息为国家财政提供资金，满足国家超货币化需求和冲动，实现税收最大化和国家财政状况的改善。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