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零售型CBDC的支付和清结算安排。邹传伟（2020b）以中国人民银行DC/EP为例讨论了这个问题。具体而言，如果零售型CBDC支付第一时间由中央银行处理，就相当于中央银行建立一个面向公众的实时全额结算系统（RTGS），这对中央银行CBDC系统的安全、效率以及抵御网络攻击的能力等提出很高要求。零售CBDC的清结算完全由中央银行负责，也不利于调动私人部门机构应用推广CBDC的积极性。为此，可以考虑引入零售型CBDC的托管和支付机构，并由私人部门机构出任。这既能在一定意义上实现延迟净额结算，缓解中央银行CBDC系统的压力，也有助于调动私人部门机构的积极性。

第三，零售型CBDC需要兼顾开放普惠、有限匿名和监管合规等三方面要求。零售型CBDC系统直接面向公众，具有很好的开放性，并满足用户在合法合规支付场景中对匿名性的需求，但在监管合规上面临不少新问题。中国人民银行DC/EP引入DC/EP钱包的实名制等级与钱包限额之间的挂钩关系，并使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可疑的资金流动，以满足“三反”（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和反逃漏税）监管要求。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解决思路，具体效果则有待今年4月开始的DC/EP内部封闭试点测试的结果。

第四，零售型CBDC应用推广中如何发挥私人部门的作用。中央银行在零售型CBDC中的主要工作是做好系统设计，建设基础设施，并制定技术标准。CBDC在零售场景中的应用推广，应由私人部门负责，这体现了公私合作原则和不与民争利的精神。问题在于：私人部门有什么动力负责零售型CBDC的应用推广？如果私人部门是现有支付系统的受益者，并且零售型CBDC可能挑战它们现有市场地位，它们为什么要支持零售型CBDC？这些问题的解决并非易事。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私人部门对零售场景的渗透，包括用户资源、线上线下收单体系和场景转化能力等。另一方面，要对私人部门引入激励相容设计，适当让利于民。

第五，境外个人和机构如何持有和使用零售型CBDC。零售型CBDC天然具有便于跨境支付的特点。理论上，境外个人和机构开设零售型CBDC钱包，可以使用与境内个人和机构一样的程序。零售型CBDC尽管在技术上容易“穿越”国境线，但需要在尊重他国货币主权的前提下“走出去”。为此，可以考虑对境外个人和机构的零售型CBDC钱包引入更严格的额度限制，并定期与境外中央银行共享该国个人和机构持有和使用零售型CBDC的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零售型CBDC和批发型CBDC都可以用于改进跨境支付，但侧重点不同。零售型CBDC实现跨境点对点支付。在零售型CBDC系统中，单纯从技术的角度看，钱包没有境内和境外之分，支付没有在岸、离岸和跨境支付之分，但对中央银行的系统架构和技术能力要求很高。零售型CBDC用于跨境支付，可以完全不依赖于商业银行的中介功能。批发型CBDC用于跨境支付，保留了商业银行的中介功能，主要是改进目前的代理银行机制。 (责任编辑：admin)